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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道家儒家以天下至理迷惑君王。

    法家以急功近利，立竿见影来讨好君王。

    而兵家，通常不搭理君王，他们更注重在兵士。

    兵家的代表人物，吕尚，孙武，孙膑，尉缭这些个人，记载中都是给君王甩脸子的大佬。

    吕尚东海钓武王，阖闾七见孙武，齐威王千里救孙膑，尉缭更是见王不拜。

    至于吴起，白起，李牧，廉颇，剧辛，乐毅，匡章这些兵家名将更基本上出征在外就忘记有君王这回事儿，最后导致功高盖主下场凄惨。

    这主要原因就是，兵家与其他诸子百家不同，因为他们是掌握着军事权利的实权派，所以他们更知道，自己依靠的是实打实的战功，而非军事理论。

    在兵家的眼中，实践才是证实自己价值的唯一路线，而如何实现你自己的军士理论，那就是要从基层士兵身上入手了。

    士兵不是奴隶，更不是机器人，尤其是西汉之前的军队，百分之八十以上做不到‘令行禁止’这种基本军队条令，绝对服从的命令，而且春秋时期的兵士，基本上都是百姓，这个百姓不是普通民众，而是指大氏族的旁门子弟，也就是‘良家子’才能服兵役。

    一方面是服兵役能够积累功勋，另外就是春秋时期的兵役装备武器都是要士兵个人负责的，普通民众根本负担不起装备开销。

    但是秃了毛的凤凰也不是野鸡，就算是不起眼的氏族子弟，也各个心高气傲的，所以如何管理军队，是早期兵家主要研究的课题。

    孙武说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不只是一种对敌人手段，同时也是一套治军体系，用权谋控制士兵为上策，用利益交换为中策，用酷吏严法胁兵是下策。

    所以一个合格的兵家，一定是一个玩弄人心的高手，而且还是深谙底层百姓和黔首的高手。

    春秋时期打仗有一个硬性要求，就是主将一定是国家公子级别的核心贵族，所以孙武，庞涓孙膑这些名将在春秋时期，很难独自挂帅，这种规定一方面是为了监督大将，另外一方面是要激励百姓士兵，告诉他们，他们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利益而战。

    这种情况到战国时期有了转变，因为春秋时期战争越来越频繁，规模也越来越大，百姓子弟死的都差不多了，不得已才从‘贱户’中征兵，这个时候，为了国家荣誉这一套就不好用了，兵家的权谋高明之处就显现出来了。

    那就是笼络人心，让士兵为将军而战，也就是所谓的知遇之恩。

    最显著的例子，就是吴起吮疽，吴起治军严厉，但是以身作则，跟士兵衣食住行都一起，而且还会帮受伤的士兵吮疽治理伤口，不但能过获得士兵的尊重和爱戴，更让士兵得到一种精神满足感，同时给士兵营造出一种‘阶级模糊’的错觉，会认为将军也是跟他们一样从小兵慢慢爬上去的所觉，以为他们也有机会。

    所以不管出于报恩还是私利，在战场上都会奋力杀敌。

    吴起就是用这种方法，打造出了盛极一时的魏武卒，因为他掌控了底层兵士所有的精神物质需求。

    所以在这方面，兵家绝对是最专业的术业专攻。

    张唐也是出自兵家，而且还是稷下学院的兵家子弟，虽然王诩没有问出他师承何人，但是估计也绝非普通等闲，而且张这个姓氏，也很好推演出张唐的家世。

    先秦张姓出清阳，祖先是为黄帝制造弓箭的孙挥，春秋时期分为两支，一支是周宣王重臣后被封在韩国成为韩国大氏族的张仲一脉，这一脉就是后来张良的祖先。

    而另外一脉是晋国大夫解张一脉，是张仪的祖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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